闪电侠第九季

看完《长安的荔枝》，对大鹏的认知变得更加明确了。

一直以来，他都被许多人视作“接地气的创作者”、“真诚的表达者”，但在我看来，现阶段的大鹏其实更像一位市场经理或产品经理，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导演。

他和陈思诚——这两位常被拿来对比的“票房赢家”——不过是市场经理或产品经理的两种面向。

之所以大鹏在形式上更讨喜，是因为他不像陈思诚那样频繁在作品中注入强烈的个人趣味与审美偏执，观众不会在银幕前被突如其来的男性凝视、古怪价值观或意识形态骚动刺激得出戏。

相反，大鹏在创作中极力控制自我表达的分寸，他的作品很“懂事”——在视觉节奏上迎合当下主流的快感需求，也乐于调配催泪、燃情、逆袭等情绪爆点，确保观众在单位时间内情绪被最大程度调动。

但也正因如此，他的电影在情绪的操控上有时显得过于工整而缺乏留白——像一个“精算师”，将爽感与感动的剂量配比得恰到好处，却少了一点真正出人意料的灵魂触动。

大鹏近年来的几部作品，《热烈》、《年会不能停》、包括这次的《长安的荔枝》都可算在这个套路之下，可以看出他在不断打磨一套非常保险的创作模式：选题不出错，情绪要对路，角色必须讨喜，冲突最终都会被感动所中和。

和陈思诚不同的是，大鹏更善于把握社会的主流情绪。

他的电影就像时代滤镜下的热搜剪辑，把观众容易共情的部分挑选出来，拼贴成一个爽点密集的通俗叙事。

然而问题也正在这里。

作品真的有主流舆论说得那么让人拍案叫绝吗？

还是只是在精准共情后产生了某种惯性的好评？

以《长安的荔枝》为例，作为改编自马伯庸小说的电影，它原本有机会在古装轻喜剧的语境下探讨权力结构与阶层通达，但大鹏的处理方式显然更在意观众是否“看爽了”。

相比原著中更具层次的角色塑造，电影中人物变得更为扁平、脸谱化，他们的所有行动最终都服务于观众的情绪释放而非内在逻辑的递进。

剧情安排上也显得过于顺滑，每一个关键节点都像提前设计好的KPI，目的明确，情绪无误。

结果是，观众的情绪确实“到了”，但电影本身是否真的抵达了一定层次和深度？

大鹏本人的表演在最后是否真的承接住了影片情绪的高潮？

当人物到达情感的极值，银幕上的大鹏究竟是匹配了这个强度，还是仅仅完成了功能性的剧情完结？

这是我对大鹏创作的担忧。

他太重视观众，而人的精力有限，也因此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作品的完整与多义。

他在努力做出“好看的电影”，甚至可以说是“通俗电影教科书式的示范”，但我们必须提醒自己——不是所有“好看”的东西都能成为值得反复咀嚼的作品。

说到底，大鹏没问题，他只是太懂观众了。

而电影这件事，有时候恰恰需要一点不懂的勇气。

看完影版《长安的荔枝》，作为原著党是满意的。

飞快的节奏、浓缩的叙事结构，避免了注水问题，还原了小说中“一事贯穿”的紧张感。

且相较于做实验的智力博弈，更浓墨重彩放大的是原著后半段，职场里踢皮球、走流程等现实问题，时代大背景下权势对底层的碾压，这些都下了十足的力道。

批判上没有任何规避，全程直面本质，非常辛辣，非常得劲儿。

差不多演到半小时，当大鹏、白客、庄达菲三人组凑合到一起时，我就回过味了：这不就是《年会不能停！

》三人组的配置吗？

原来大鹏改编《长安的荔枝》的契机和适配度，在这里搁着。

这电影简直可以又名《荔枝不能坏！

》，那些打工人的生存痛点、日常的吐槽控诉，在这两部电影里形成了跨时代的呼应。

实际上，马伯庸笔下的这个故事，在这三年间到了近乎“家喻户晓”的程度，以至于写评论，都不用太费心介绍剧情。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短短一句诗，背后是5000里“冷链”的荔枝远征。

唐天宝年间，人到中年的李善德，被上司安排接下“荔枝使”的肥差。

结果“荔枝煎”变“荔枝鲜”，一字之差，性质天壤之别，肥差转眼变成催命符。

而接下去的事，走出了最不可思议的发展路线——起初，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接着是官场众生相，以及全国接力接荔、酣畅淋漓的极限挑战。

最终则是盛世之下的溃烂，是深入骨髓的悲凉与刺骨的现实，是人生大起大落后幸免于难的五味杂陈。

现实中，我们大多数人是李善德、阿僮甚至林邑奴，表面上有阶层差异，实际上都是没得选择。

也有人是职场老油条，上至杨国忠、鱼朝恩，下至赵辛民、刘署令。

但无论是谁，最后都拗不过时代与命运的力量。

下面逐一和大家聊聊，电影里那些值得细品的细节与台词。

· “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打工人最害怕的事，无外乎是有个脑子里天马行空的大老板。

为什么怕？

因为上面一句话，下面跑断腿，甚至一不小心就会丢命。

大家都习惯了用“行活”去维护体系运转，去保持自己向上汇报的体面，根本应付不了这种布满天坑和想象力的活儿。

就像正职把难做的活推给外包，创意成了就是自己的，不成那就找个老实人坑，甩锅给他，无论如何都对上面有了交代。

李善德俸禄低微，却进了这么庞大的送死局。

原因就在于，他虽身处体制内，但地位实际上是个被排挤的编外人员。

但后续发展却出乎意料。

人的意志能胜天，在李善德身上给具象化了。

在长安蹉跎小半生，他一直都没用上自己的才华，和其他人一样做“行活”。

直到前路是死，放手一搏，他才走出“试试”的一步，勘察路线、精算里程、测试保鲜，算出哪段路骑行、哪段路水运，人员调配换马的速率策略，荔枝从干到枝再到果的分装策略。

把创造力拉满后，他发现只要执行力也拉到最满，沿路驿站都做好接力，就能跨过这道天降的绝境。

没有他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斗志，没有他对妻子与女儿的爱，没有他走出“行活”的一举，岭南的鲜荔枝送不到长安。

大鹏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演这样的人，从《缝纫机》《保你平安》《年会》到这部，认真努力、内心理想主义、偶尔圆滑、绝不放弃。

他真的演出了我心目中的李善德，特别是后段被拽入艰险困境时，整个人的状态，与书中别无二致。

· “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

”“流程是强者不必遵循的规矩。

”小时候总被父母PUA，成绩好没用，14亿人不缺你一个，你要把脑子放在别的事上。

“别的事”，就是所谓的“花花轿子”。

李善德算出方案、回了长安，却从管预算的户部，踢到负责发诏书的中书门下，再踢到太府寺、礼部、工部……踢完直接下了狱。

为什么职场上一心想着踏实做事的人，往往最先被干掉？

这很能说明原因了。

只是一两次没注意，李善德就陷入万劫不复。

你出头了，别人怎么办？

别人的脸往哪搁？

职场不是单靠能力与本事就能立足。

踢皮球甚至都算客气的，更害怕的是遭人暗算，反手举报，前途尽毁。

直至右相出场，他背后有了“靠山”，众人开始站队，一切才有了结果。

各部门站队前，他疲于奔波，是因为流程于打工人而言，是必须严格遵守的准则。

可那些他去求的人呢？

他们完全凌驾于流程之上，想怎么拖就怎么拖，想怎么批就怎么批，流程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束缚下面人的枷锁。

直到更上面的人，用魔法打败魔法，他们才反向进入李善德的流程里。

不平等与潜规则，向来如此。

流程和规矩，不过是弱者用来约束自己、强者用来操控局势的工具罢了。

要在复杂的环境中隐藏锋芒，要在利益分配时感谢所有人，懂得平衡。

只有让周围的人都获益，才能让事情顺利推进。

这些职场的厚黑学，李善德内心曾经不屑，但现实教会他不得不“从善如流”。

大家也迅速换了副嘴脸，让他尝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受人尊重的滋味。

电影最好的一点就是，拍出了李善德的坚持，也拍出了他转变后心中的那点窃喜，太真实了。

· “为求安全就会层层加码。

”“荔枝与国家，不知右相心中到底如何权衡？

”在大银幕上看到砍荔枝园这段戏，依然会被气到上头。

太可笑了，一个不合理的KPI是如何制定出来的？

无非是上面要求三十丛，可到下面执行时，为保证任务能超额完成、万无一失，便毫无节制地 “加码”，直接将整座荔枝园砍掉。

大家平时工作时，肯定经常听到一个词：“取上得中”。

为了一个漂亮的结果，必须设置不合理的目标。

这何其荒谬，何其残忍。

看似是在积极办事、为上头着想，实则是只想着自身仕途，丝毫不顾及底层人的生计。

一棵棵果农的心血被毁于一旦，沿路驿站的百姓们赖以生存的根基也被无情摧毁。

他们的绝望与无助，全都被那些要求层层加码的人所忽视。

李善德的“掀桌”，是整部电影最酣畅淋漓又令人心碎的高光部分。

他本可就此揽下送荔枝的活，每年辛苦一个月，就此平步青云。

但他却选择直面杨国忠，撕破“不劳一文”的弥天大谎——“天下钱粮皆有定数，不支于国库，不取于内帑，从何而来？

只能从黄草驿馆、荔园榨取，从沿途附户身上征派。

”他比谁都清楚“掀桌”的代价，但他更无法忘记岭南朋友们的损失，还有这些天的沿途所见。

从百姓们身上刮取的两万贯荔枝钱，加上每驿垫付半年的三万六千多贯开支，结余的两万五千多贯尽入私囊。

而就算是不进右相的私囊呢？

这五万多贯，相当于190套首都的房子，相当于今天上亿甚至几个亿的钱财。

多少家破人亡，才换来一盘荔枝，值得吗？

· 它只是众多水果里的一种，甚至没被吃“无人知是荔枝来”，但知与不知，有何分别呢？

荔枝上桌后，贵妃本想吃一颗，却被安禄山的献舞打断，手缩了回去。

镜头渐渐拉远，原来荔枝也只占宴桌上的一小角，其他的水果、珍馐佳肴琳琅满目，其中不乏热带水果。

一个镜头，瞬间让我的脑子一激灵。

还有多少人，在做“芒果使”、“香蕉使”？

还有多少家庭，毁在这宴席之下？

还有多少像林邑奴这样的底层失声者累毙，尸骨无存，才换来这几秒钟欢愉？

我们用一整部电影的时间，站在李善德的角度看问题，代入他，看到他的不易，看到底层的血泪。

但却忘了，历史是统治者的角度去书写的，只有上位者才是看到最终结果的人。

而结果是，这趟奇迹般的荔枝转运，上位者也只是听个响。

无人问津的巨大反差，瞬间带来一种震撼的虚无感。

所有的汗水、鲜血，殒命的驿卒、被毁的果园，也轻飘飘地消散了。

· “我嫁的是他，又不是长安。

”“我叫李善德，自幼便立志到长安为民做官。

”我特别喜欢电影的一个处理，就是结尾李善德知道安史之乱的烽烟吞噬了长安后，狂吃荔枝、嚎啕大哭。

这一刻，他没有先庆幸自己躲过一劫，而是哭到不能自已。

结合上面两句台词，立意瞬间拔高了一层。

为什么他的情绪那么大？

因为自己晃悠了半辈子，读书、为官，起初就像初入职场时的我们，意气风发，以为自己兢兢业业，就能让这个世界变好一点。

到头来期望落空，一输再输，却依然带着不甘，触怒权贵，撕破对方的虚伪，因荔枝而“离职”也“离枝”。

结果只是短短一年，多少百姓陷入战争，朋友杜少陵又会过上多么痛苦的日子。

自己坚信了半生“落户长安、为民做官”的人生观，曾经的所有打拼，顷刻间化为乌有，白费了。

但真的全白费了吗？

此刻在岭南，有无条件爱他的妻子、女儿，还有内心归于安定的自己。

荔枝树下，李善德终于找到人生的意义，不是一事功成，而是平凡人守护“小我”的坚韧与良知。

人生大起大落之后，选择放下与释怀，唯有脚踏实地的生活、劳作与情义，才是真实的依托。

荔枝易朽，人心难灭。

谢邀。

这部电影好就好在，把荔枝运到长安，只是电影前半部的内容，发明了运输方法之后的事情，才是作者真正想表达的。

李德善对抗的不是物理距离，而是整个大唐自上而下的“系统性Bug”仅仅是为了测试出荔枝保鲜的方法，就用了1500贯。

而后续，为了把荔枝运到长安，赶上杨贵妃的寿辰，可谓是劳民伤财，累死多少人马，多少沿途的驿站百姓流离失所。

李善德结识的几位朋友，也因此被牵连。

真的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古有烽火戏诸侯，博妃子一笑。

李隆基这个畜生，也算是半斤八两了。

当然，这还不算完，宰相杨国忠（刘德华饰演），只因是贵妃的兄弟，便手握大权，贪污腐败。

运送一次荔枝，就贪掉了25000贯。

李善德一路所见所闻，让他不由感慨万千。

李善德的好友，杜少陵，显然是捏他杜甫，号少陵野老。

杜甫的诗，就是在唐朝开始贪腐，进而转进安史之乱，国破家亡之后，同情生民疾苦为主。

马伯庸让杜甫来做李善德的好友配角，意思再明显不过，就是骂封建社会的不公平，骂贪官，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肉食者鄙。

整部电影的商业制作水平成熟，节奏飞快，没有注水，前半段略有娱乐化俗世化，但后半段的升华，挺起了整部电影的高度。

以上是对电影的评价，接下来是对唐玄宗李隆基的评价。

总有人说大唐开元盛世，唐玄宗李隆基能力很强，好坏参半但我觉得，这种论调既不懂历史，也不懂人性。

在我眼里，李隆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垃圾。

一开始读史少，直觉他是个垃圾，但不敢发表非主流的观点，后面读的越多，越觉得他就一人渣。

每个人都说，唐朝是中国历史的盛世，鼎盛。

但非常反直觉——大唐李世民开国，精图励志，确实很强盛，但是传到唐玄宗不过百年而已，就差点灭国了。

开国626年，安史之乱755年，一共129年。

李世民结束战乱，鼓励人口生育和发展，把宫女还回民间，等等一系列措施，这有个发展过程，20年。

唐玄宗后期昏庸，享乐，任用奸臣，这又20年。

一来一去，鼎盛时期，不过80年左右而已。

安史之乱之后，中唐后唐在我眼里不过是苟延残喘。

开国的鼎盛，来自于东晋门阀政治协商拉扯，以及两百年混战的军事升级，而这些权贵到后期根深蒂固，必须被推翻重来。

黄巢更是把血洗贵族。

再说唐玄宗本人，很多人说他前期是个明君，后期是个昏君，老糊涂了。

这种看法就很不本质。

一个人昏庸的时候，才是他的真面目，才是他的本质。

他本身就是一个靠着阴谋权斗上位的小人，毫无格局。

汉武帝，唐玄宗，乾隆，都是老而不死是为贼的代表。

且，都是在前任皇帝留下的厚底家业的基础上，大肆挥霍而已。

盛世，并不算他们的主要功劳，败家，却是他们的真实功绩。

且，乾隆败家，却也兜住了，汉武帝也勉强兜住底了，李隆基，却根本没兜住，直接导致灭国级别的战争。

不过是一个混球，自私，昏君而已，毫无格局可言。

安史之乱，他要跑路，都不告知其他官员，导致许多官员都不知道他已经跑了。

满朝官员，长安百姓，都被他直接抛弃。

为了防止哗变，直接把杨国忠，杨贵妃丢出去背锅，赐死。

他的真实水平和评价，应该类似于杨广，因为他做的事，只有杨广做过。

而且，前期他做出来的功绩，也并不是亲力亲为，不过是任用了有能力的宰相而已，尤其是张九龄，可以说是能臣。

开元盛世最大的功劳，不是他李隆基的，而是张九龄的。

但是张九龄早就看出安禄山不是好人，要杀安禄山，结果李隆基不仅没杀，还重用。

后期李林甫扳倒张九龄，昏君展现本色，任用安禄山，杨国忠，直接导致大唐完蛋了。

虽然大唐也并不是什么乌托邦。

《长安的荔枝》这个故事，就很好的点明了大唐外表华丽，富有四海，内在不过是腐败奢靡，昏庸无道的这一事实。

在封建王朝里，大唐鼎盛的一百年，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幻想。

但是，封建王朝，本身就是垃圾，没什么好吹捧的。

另一点，马伯庸可以说是理性主义的典范，他的作品里有强烈的理性主义，反抗精神。

既你拿规矩，社会压力，律法，官僚形式，腐败贪污，人情世故这一套来欺压我，你们蝇营狗苟，自私自利，各自有各自的贪婪和目标，但这都无妨我坚持理性主义，坚持逻辑，坚持长远的考量。

他的主角很常见的设定，就是明算科出生，也就是数理，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儒家文韬武略的治国方针下，数学理科不受待见，但是如今我们回头看，是数学物理才是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的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杨国忠要敛财，地方官要自保，没人关心任务本身。

所有人都告诉你“不可能”“规矩如此”，用既有经验来扼杀所有创新的可能。

但是，理性主义技术宅，就是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何尝不是一种浪漫。

在数理技术的加持下，原本神仙也不可能把岭南的荔枝11天运到长安，李善德可以。

在数学计算下，你贪污吞并了农民的田，贪了就是贪了，几分几毫，给你算的明明白白。

再难的田地构造，也难不过微积分。

而土地兼并正是王朝陨落的开始，象征着地主阶级和农民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如杨国忠靠着所谓的荔枝转运，压榨农民，驿站，一年就可贪25000贯，唐玄宗贪恋杨贵妃后宫美色，贪恋享乐，宠信奸臣，百姓流离失所，驿站冒着死罪逃走，安禄山趁机叛国，最终国破家亡。

李善德玩命运送的，不是荔枝，而是王朝的催命符。

安禄山正是看到了这种从上到下的糜烂，才敢悍然起兵。

而最终，在马嵬坡，那个曾经为荔枝一笑的杨贵妃，成了玄宗推卸责任、平息兵变的替罪羊。

多讽刺。

开始于一个女人的笑，结束于一个女人的死。

而那个真正该为一切负责的李隆基，却苟活了下来，安享晚年，做太上皇。

什么大唐？

李世民是大唐，昙花一现的盛世。

李隆基，甚至武则天，都不过小丑罢了。

所以，别再迷恋那个虚假的“大唐盛世”了。

李世民缔造的辉煌，早已被他不成器的子孙挥霍殆尽。

剩下的，不过是一场“君王与小丑”的狂欢，直到黄巢的铁锅将这一切彻底荡平。

《长安的荔枝》最可贵的地方，是它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在宏大的、腐朽的叙事之下，总有个体在用自己的方式发光。

李善德失败了吗？

从结果看，是的。

但从精神看，他赢了。

他证明了，在一个看似无解的死局中，理性、逻辑、知识和不屈的意志，为众生悲痛的博爱，能创造出凡人的奇迹。

这或许才是历史真正值得我们铭记的东西——不是帝王的文治武功，而是像李善德这样，在黑暗中试图用理性点亮一盏灯的普通人。

先进的科技，先进的文明，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可持续的发展观。

非常开心看到电影版《长安的荔枝》还原了安史之乱前夕的大唐，那些腐败，压榨，剥削的真相。

这个世界很美好，值得我们为之奋斗，海明威说，我只同意后半句。

在一个不讲道理的世界里，坚持讲道理。

用浪漫的理性主义，去对抗这个不完美的世界。

李德善生为一个底层牛马，从小人物的视角，去一点点的扒开那个虚伪的盛世，看见内在的肌理——腐臭的不是荔枝，而是大唐盛世的虚伪滤镜。

取之于民，用之于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覆舟的水，是百姓的泪。

首先声明，这部电影能感受到大鹏的诚意，小说改编影视难度很大，大鹏导演很有勇气也很认真。

我作为外行人不该做太多批评，只是作为原著读者和一名观众说说我的意见。

影版《长安的荔枝》稍微有一点原著的味道，但是完全做不到原著的鞭辟入里，对于应该深入表现的对立冲突表现得很显白，平民之怒的力度还不够。

先谈谈好的地方。

1. 杨国忠部分的表现很好，压迫感很足，镜头和布景都很好，结尾两人的对峙戏还可以。

佛像之眼运用得很妙：一面看，杨国忠是通过佛像之眼俯瞰众生。

从高高在上的姿态，到他以佛像为背景，都是他掌权的威压的体现。

另一面看，佛像的眼珠就是杨国忠，也就是说整个国家尊之为信仰与规范的其实是这些掌权之人。

这就和主旨相合了。

2. 此外，郑玉婷线表现得还可以，木棉花的支线挺好，在虚与委蛇的官场之外加了温暖的亲情和友情线，更有人情味了。

3.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新解读也不错。

一骑是拼死奔劳的小官，红尘是亲情是长安百姓，妃子笑是底层无人能见的一个虚影，而劳民伤财运来的荔枝则成为一个权力斗争的符号，此时它本身的食用价值已经完全被取缔了，没人在乎它好不好吃——荒谬且悲凉。

4. 苏谅的改动有好有不好，他的所作所为确实像一个富二代，年龄下调，比较好炒cp，大家更能接受。

但是，李善德在荔枝专运中的背叛感被苏谅的无条件原谅消解，致使最后的对峙戏情绪没有被拉到高点，这是遗憾之处。

接下来就是问题所在了。

1. 杜少陵人设改。

原著的杜甫其实承担了理想主义对照组的作用，他没有韩洄（这个人物电影里删了）那么圆滑，也没有李善德这么憋屈。

他对于苍生的理想主义是李善德最后幡然醒悟而怒发冲冠的重要关键。

可惜电影里把杜甫改成了一个深谙官场之道，甚至可以点醒李善德的人。

大家看得时候不会觉得奇怪吗？

这样一个杜少陵，为什么后来会漂泊至茅屋草堂呢？

OOC啦家人。

2. 重要情节删节。

这也与1息息相关。

我看原著是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里（后附图），杜甫前面提到的长安门旁上好坊和后面李善德竭力于贵妃生辰之日抵达的上好坊实际上形成了呼应。

极尽奢靡繁华的城中有这样一片荒凉悲戚之所在，这种鲜明的对立刺痛了李善德的神经。

本质上李善德还是一个读了书当了官的上层阶级里的底层， 真正的底层生活彼时他还没能完全感同身受。

是这些细节敲实了李善德对于黔首黎民的深切同情。

电影里居然没了？

没了？

3. 鱼朝恩截杀的不合理之处。

原著的截杀其实来自于岭南赵辛民，林邑奴也是在这里牺牲的。

不过从创作者的角度想，这里的改动成全了荔枝四人组中的三人的重逢，与苏李二人的解开心结坦诚相待，这样的改动也就好理解了。

那么不合理在哪？

这很简单，李善德带的是圣上要的千里迢迢从岭南运来的荔枝，拿的是杨国忠的令牌，肯定时刻是有人盯着的，此外，这么大张旗鼓的陷阱和截杀，后期根本不好通气伪造，这种破绽属于鱼朝恩自寻死路，被杨国忠抓到他可别想混了。

从样貌就能看得出来，鱼朝恩是新秀，他其实是没那种能力跟杨国忠正面抗衡的，至少他们二人需要明面上的和谐。

但是电影里面两人的叫板已经到明面上了，就有一种把圣上当傻子的感觉。

特儿戏这就。

4. 更儿戏的来了。

圣人“国忠办的”一句的突兀之处——这句话反而使得圣人成为呈现争斗的工具了，事实上他应当是隐身的，这种隐身才能表现出阶层的森严与稳固。

杨国忠后面提到的那个“提了一嘴蜀地的荔枝比岭南的好吃”的人，其实是高力士。

杨和鱼的争斗其实都是在真正位高权重的高的掌控之下。

电影把这一环节隐去了，应该是为了叙事的精简考虑，不过他不仅隐去了高力士，还把高力士应有的角色任务移交给了圣人，这不仅严重削弱了电影该有的zz恐怖感，整体观感也有点搞笑。

细想了一下，圣人说这句话可能是为了讨贵妃的欢心，毕竟右相国忠是贵妃的人，但是贵妃在这部电影里明显面目模糊，这又矛盾了。

这句话不应该由圣人直接说，而是应该由杨国忠自己介绍才对。

《长安的荔枝》核心问题就两个，一个就是小民之怒，另一个就是官场博弈。

前者通过杨国忠令牌下人民苦楚与李善德的摊牌直斥表现，后者主要通过李善德在拿到令牌前后的待遇对比和杨鱼二人的抗衡。

整部电影是是前者表现得少，后者表现得浅。

总体而言，我给6.5/10，是一部较有诚意的商业片。

当然，我说的这些肯定有偏颇之处。

影视创作者要考虑的东西还有很多，首先就是，如果真的像我说的这样加很多的人物和情节在里边，会不会显得很冗杂，作为电影的观感会不会变差？

所以他必须要做减法，他要突出重点亮点，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才可以。

因此，他的一些取舍我不能一锤定音地否定，我不能以我自己的观感概括所有观众的观感。

我只是以一个读过原著的人的角度来说。

最后还是得说一声，大鹏是一个认真的导演，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未来会更好的！

p1-3是原著杜甫提到的上好坊，p4-6是李善德抵达的上好坊。

马伯庸是理科出身，这个故事也是理科生的故事。

小镇做题家李善德考上北大数学系，毕业后考公做了公务员，没想到清水衙门真的是清水，工作了二十年还没买上房，最后在佛系银行和房产中介的双双诱骗下，买了一套回龙观住宅。

李善德月薪九千，但房贷有两百多万，北京居不易。

这天政府搞了个科研项目，他以为是个好事，结果发现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扯远了，我们还是说回唐朝。

马伯庸的理科思维体现在这个故事里就是：如何能在唐朝这种技术、交通都极其有限的环境中，把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的荔枝从岭南送到长安？

Google地图显示，广州到西安，公路距离1626公里，三千里地。

古代马的速度大约一天八十公里，则需要二十天才能到达。

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这个故事的戏眼。

本质上，这是一个地球上的《火星救援》，唐朝版的《挽救计划》，我把它称之为古代科幻类型片，即我们现代人轻松能做到的事情，放到一个技术更低、时间更早的年代，那时候的人们会怎么做。

于是本剧中激动人心的环节都是技术的胜利。

李善德发明了AB test（甚至是ABCD），做了实验组和对照组，为记录实验结果而发明了Excel，甚至是Gantt Chart的项目流程管理图。

这才是技术干部的伟大胜利，是我们小镇做题家的荣耀时刻，如同《火星救援》里的马特·达蒙种出了土豆，《挽救计划》里的宇航科学家找到了和外星人的对话方法。

可惜，电影没有集中在这些实验、论证、失败和成功的情节上。

马伯庸为了让书篇幅长一些，加了政治斗争和忧国忧民的情节，而电影为了观众市场，又加了武戏和感情戏。

这就使这部电影看起来像三部电影：一部唐朝科幻，一部主旋律，和一部武打片。

政治情节是为让技术部分更丰满，这个能理解。

但如果能把林邑奴的情节全部去掉（这段书里本来也没有很大篇幅，电影加上也不够时间叙述），船上和路上的打戏去掉，而把重点放在唐代全国水陆交通和荔枝运输实验的得失上，李善德最后孤单英雄单骑送荔枝进大明宫，身后飘着木棉花瓣的高潮场面一样能用上，而我们小镇做题家观众会觉得更好看。

比如，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全水路比陆路的荔枝坏得更快？

和海风和湿气有关系吗？

走陆路的话，广东往北只有一条梅关道，翻过大瘐岭就是赣州，直到我的家乡吉州，大家都可以吃到新鲜的荔枝，江南西道功不可没。

但为什么之后往西走湖南从汨罗江到江陵要比走九江沿长江逆流而上要好呢？

建国之初就修了穿过湖南的京广线，而放弃了经过江南西道的京九线，也是这个原因吗？

联想到今日坐地日行八万里的高铁，这本该是个多好的古今地理公路统筹管理题材啊。

大鹏好，白客非常好，杨幂自从看过《酱园弄》之后对她印象改观了。

庄达菲不是一般的差，刘德华……就还是刘德华。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杜牧的诗也是想象。

但他想象得妙，短短二十八个字，长安回望，千门次第，妃子一笑，无数个意象成了千年经典。

这部电影最遗憾的是没有拍出山顶千门“次第”开的场面。

虽然宫门为李善德打开了，“无人知是荔枝来”也拍出来了，但站在骊山上，回望郁郁葱葱锦绣成堆，烽火中单骑而来，山顶的重重宫门为妃子的一笑而打开，本应该是这部剧的高潮，也是马伯庸从一首诗写到一本书的最初灵感来源，本来能用视听语言表述的美、肃穆、时代技术的悲壮凯歌没有表现出来，可惜。

谈标题所言的问题前，还是先夸夸电影的优点吧。

（一）相较原小说，电影《长安的荔枝》在部分情节修改和细节加工方面，做得还不错。

譬如，小说中李善德最后一次带着队伍从岭南出发后，由于一直打前站，叙事以其主观视角展开，所以我们不太清楚从岭南启程的浩浩荡荡的队伍最终抵达长安时怎么就剩下了“一骑”，马伯庸只是一笔带过：“九成九的荔枝由于各种原因中途损毁了”；而电影交代得非常清楚：八个驿站逃驿，导致大部队停滞解散（小说中逃驿的只有黄草驿一驿），鱼朝恩最后关头又派杀手追击，使得转运队除李善德外全军覆没。

从解释“一骑”的角度出发，电影的改编思路是对的。

马伯庸的交代不仅过于省略，仔细想想还有漏洞：任务到最后有了杨国忠银牌的加持，先前互相推诿的各部门已然通力合作，在人力、物力、资源配置皆到位的情况下，“以朝廷近乎无限的动员能力”+李善德的大数据精算，按道理讲：这最后一次转运是不会耗损“九成九”的人马的——电影给出了详尽原因，而原著中一驿的损失明显不够。

荔枝抵达皇宫后的桥段小说中也没有，电影添加的还不错：镜头跟随被精心摆盘的荔枝一路端到皇帝和贵妃面前，但这耗费了无数心血和生命的荔枝，贵妃一口都没吃，它跟其它被精挑细选的皇家贡品摆在一起，显得毫不起眼——真是“上面一句话，底下跑断腿”，可到头来，原来上面并不在乎曾说过的话。

这无情一幕所展现的批判力度还是很到位的。

此外，电影加强了对百姓困厄、人间疾苦的描绘。

原著中，李善德怒斥杨国忠时转述的“民生艰难”在电影中变得直观可见：除了对黄草驿村民生活的预先铺垫，李善德第一次从长安出发时，镜头就给到了饥肠辘辘的逃荒群众和走投无路的山林盗匪。

看来大鹏还是能弄明白这部小说最大的批判对象的：这个剥削民众、只为一人的皇权体制。

正因如此，电影增强了对原著中饱受欺辱、生而为奴的林邑奴的刻画，加了很多他和李善德之间的善意互动；相应的，胡商苏谅和峒女阿僮的戏份则有所删减——代价就是相较林邑奴，这两个角色的塑造都过于扁平。

再看画面细节方面：剧组显然在刘德华饰演的杨国忠身上花了不少心思。

我印象较深的是杨国忠殴打李善德使用的“武器”居然是禅杖（小说中为月杖，打马球用的），讽刺意味昭然若揭。

还有一幕，杨国忠听到鱼朝恩宣读圣旨时从偌大佛像的眼睛中现身：他就是“佛眼”，整个招福寺的出家人跪拜的其实是他——也就是权力。

纵观全片，还是该为大鹏的勇气点个赞：李善德怒斥杨国忠的那些话包括安史之乱爆发后的情节，依惯常经验，我本以为电影会给予一定的“软处理”，但影片最终呈现出的内容，与原作相比几无改动。

以上是对电影《长安的荔枝》优点方面的总结，但可惜的是，这些优点只存在于个别段落和镜头设计中。

总体而言，这部电影的节奏（节奏过快并非节奏合理）、人物（李善德高压焦灼的精神状态和绝地反击的心路历程）和任务（一波三折的艰难险阻和不断调整的计划迭代）都没处理好——这和原作的体量有一定关系。

马伯庸的小说，扩充成几十集的电视剧必然会“水”；而要改编成两小时的电影，其人物和情节线又未免太多了——虽然剧组已经删掉了一些角色（韩洄和高力士），但又添加了不必要的角色：如宋小宝饰演的只为提供廉价笑料的算命师和魏翔饰演的苏源（都是原著中本来没有的角色），暗恋阿僮、频繁唱歌示爱的香蕉园果农和杨幂的“大逼兜”贤妻人设在我看来都是毫无必要的。

若能删掉这些无关紧要的角色，将花在上面的时间分摊给另两位主角（苏谅和阿僮）并着重刻画荔枝转运方案及保鲜思路的酝酿至成熟过程，成片效果会好很多，观众也会更加共情于李善德的百折不挠和聪明才智。

其实原著中详细介绍的转运方法和保鲜方式（分枝植瓮并盐洗隔水）电影也拍了，但呈现的实在太仓促，没看过小说的人甚至会反应不过来。

如果说小说对任务从出现到最终完成的过程描绘有点“头重脚轻”（李善德的内心危机和颅内演算很详细，只有“一骑”抵达长安的结尾很仓促），那电影的改编则恰好反过来：有点“头轻脚重”——为照顾三幕剧结构（交代-危机-高潮），电影将小说中部出现的“暗杀桥段”置于结尾并拔高规模：一场惊心动魄的动作戏符合“最后一分钟营救”么。

先前讲过：从只剩“一骑”的角度和片尾需要场高潮戏的戏剧逻辑出发，这场动作戏的添加是对的；但要从原小说所展现的大唐官场逻辑看，这场戏的出现又完全不对。

（二）为什么不对？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先搞明白：《长安的荔枝》小说中展现的官场逻辑是什么？

是那句著名的“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么？

是。

但这只是最表层、最浅显的逻辑。

我在上篇文章中谈到了小说中未言明的大唐官场的真正逻辑：在一个“取之于民、用之于上”，以天下奉一人的皇权社会中，整个官僚系统都是围绕着皇帝一个人的需求打转的。

这时就会出现两种情况——1、当皇帝的任务不靠谱、皇帝的需求不可能被满足时，这任务就会成为一道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催命符”。

基于保命避祸的人性起码本能，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下压”，直到压在最“下”的那个人身上——九品芝麻官李善德是大唐官僚体系中最底层的存在。

他身后除了“民”外，已经没人了。

不压给他压给谁？

2、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眉目、皇帝的需求可以被满足时，这任务又会成为一道人人都想争一份的“香饽饽”。

基于谄媚升迁、一步登天的欲望野心，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上夺”，直到被最接近皇帝、最靠近核心权力圈的大人物夺走——小说和电影中的杨国忠，就是这样一个人。

从“层层下压”和“层层上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就能看出：如果皇帝的任务被使绊、被无视只可能出自一种情况：就是这任务根本“不可能”且只停留在小人物手里时——这也是为什么当李善德研究出荔枝转运+保鲜之法时，还会被中央各部委踢皮球的原因：他虽然提出了方法，但由于那会儿的他依旧是个小人物，他说的方法就“不配”成为方法，所以这任务仍被视作“不可能”。

而当李善德的方法获得了杨国忠的背书，那他的方法就是方法了，这任务也就即刻成为“可能”了，所有人必须听命。

在一个“只为一人”+“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体制中，绝对不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可能且被大人物接手后，这任务再被无视跟破坏。

不如想想岭南经略府前倨后恭的态度：何履光先前敢于粗暴对待李善德，是他自认这任务绝无可能且这任务目前只有李善德负责；可当李善德返回长安、转运之法已然成熟且任务已跟杨国忠有关时，他一区区地方高官还怎么敢不乖乖就范、全力配合？

说到这儿你就该明白：电影中描述的当鲜荔枝即将运抵长安，鱼朝恩仅仅出于气愤（被杨国忠当面暗讽）便派杀手在长安城外狙击李善德的一幕是绝不会发生的，这情节太想当然了。

既然影片设定是鱼朝恩的权势不及杨国忠（片中鱼见杨自称“奴才），杨国忠一介入他便认怂并将任务拱手相让，那他后来又怎么敢去破坏这一被杨国忠揽走的任务？

——须知此刻皇帝和贵妃正等着吃荔枝、朝廷上下都知道李善德得了杨国忠的银牌且都参与了荔枝转运，鱼朝恩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把这事儿搅黄？

这完全违背了“以天下奉一人”和“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政治逻辑。

杨国忠前脚没走几步，鱼朝恩竟公然对手下说：“我看这荔枝就别到长安了”——电影所展现的高层权斗，太小儿科了。

我明白编导的想法：鱼朝恩不忿功劳被杨国忠抢走，想捣毁任务好让杨国忠在皇帝面前丢脸甚至被问罪。

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就算鱼朝恩杀了李善德、毁了鲜荔枝，杨国忠没嘴么，他不会调查么，他不会跟皇上解释一切么？

——那你鱼朝恩还怎么活。

何况鱼朝恩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离长安近在咫尺的山上痛下杀手，这么拍“戏剧冲突”是有了：可这么大的动作、这么近的距离，一旦走漏消息或有一人漏网，鱼朝恩此举都形同自杀。

虽然“派杀手”的情节原著也有，且出自级别更低的何履光之手，但结合先前论述，我们对比一下这其中的微妙区别：1、何履光派出杀手时，任务还只在李善德一人手里，既无大人物背书，更没惊动朝野各部门，何履光只是恐惧一旦小人物干成了这事，皇上会怪罪他这个地方官办事不利；2、何履光是趁月黑风高夜的晚上悄悄动手，书中写道：（赵辛民）“只消调遣节下一支十人牙兵队，尾随而行。

一俟彼等翻阅五岭之后，便即动手，伪作山棚为之便是。

”（何履光）：“不成。

等快到虔州再动手，便与岭南无关。

圣人过问，便让江南西道去头疼吧。

”——看清没，就算皇帝的任务处在“不可能”阶段时，官员能做的也仅仅是阳奉阴违的甩锅嫁祸，而不敢明目张胆地破坏。

像电影中那样：何履光在众目睽睽下大张旗鼓捉拿李善德，其实都不太可能会发生。

勉强替剧组“圆”一下的话，这一幕还能解释成：反正那会儿李善德还没几个人认识，更没大人物当靠山，何履光就算将他抓了杀了，大不了事后再将当时围观的百姓也全杀掉，此消息就不会透露、“烂”在广东了。

但在李善德已然成为“大人物”、朝廷上下都参与进来且任务即将成功的情况下，居然还有人敢去破坏这任务，绝无可能——莫说鱼朝恩的势力不如杨国忠，就是鱼朝恩的权势超越了杨国忠，都不可能。

在此还是建议大家去读原著，看看真正的高层政治人物是如何争斗的。

首先，他们都不会像片中人那样去说话。

鱼朝恩绝不会说：“你就随便找个老实人坑”；杨国忠也不会当面嘲讽政敌：“这‘鱼’大得有点碍眼”。

这个层次的人，不仅不会把话说直说透，就是真斗起来也不会亲自出面。

小说中展现的权斗过程是这样的：吃岭南荔枝这点子是高力士为讨好皇上和贵妃提出的——任务层层下压到李善德这——在李善德酝酿出详尽的转运方案后，功劳被鱼朝恩“截胡”——高力士不满同为宦官的鱼朝恩借此事坐大势力，授意李善德去找杨国忠——小说中，鱼朝恩虽属杨国忠派系，但以杨的身份和地位，这功劳给李或给鱼都无所谓，但杨倾向于有实干经验、算法出众的李善德更能促成此事。

与此同时，高力士的面子也必须给，于是杨国忠将银牌给了李善德，等于将一部分功劳归于自己——荔枝送达长安后李善德和杨国忠翻脸，本来李善德必死，但高力士借陪皇上贵妃会见群臣百姓之机对李善德遥遥“一指”（意思是这事儿是他高力士找这个人办的）——李善德获得皇上赏赐，捡回一条命。

从始至终，李善德都是被高层随意拨弄且不明就里的棋子。

原著中的权斗过程比较复杂、更贴合历史实际，更多采用心理描写和间接描述，难以用画面交代。

本着让观众看懂的原则，电影将三个高层（鱼朝恩、杨国忠、高力士）减为两个并让他们处于明显的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也能理解。

但如此一来，它将讳莫如深、波诡云谲的帝国高层政治处理得形同儿戏。

刘德华的表演，给我一种他还是《江湖》中那个黑帮大佬的感觉，虽然严格说起来，杨国忠这票人也算“黑社会”——可那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黑社会。

杨国忠除了被李善德顶撞后气急败坏的一刻，平日讲话都不会太大声的。

所以当李善德提到苏谅愿意报效、转运不劳朝廷花钱时，刘德华那声“胡闹！

”的台词就没说好。

——他不应当喊出来，而该若有所思、语带敌意+不屑地将“胡闹”轻轻吐出来。

堂堂宰相为一个拎不清自己位置、斗胆想动“朝廷利益”的商人动气，怎么可能？

在杨国忠心中：李善德、苏谅这些“蝼蚁”都是白痴，他们压根就不明白帝国的游戏到底是怎么玩的。

（三）最后还想讲一点：安史之乱后，李善德边吃荔枝边痛哭流涕的情绪太过了，我相信有些观众可能都不太明白大鹏在哭什么。

我来解释一下，剧组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从小励志到长安生活、“当差一丝不苟、力争长安户口”的人，家园的毁灭意味着青春和梦想的破灭。

所以在李善德哭泣时，镜头给到了长安城、楼盘模型和杜甫诗集被焚烧的画面。

但这想法其实挺肤浅，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认知和精神觉悟是递进式的，人不会在对一个“更大的世界”感到绝望后，又反过头去怀念一个“失落了的小梦想”：李善德的青春和事业早在上林署日复一日的繁重工作中就被消磨殆尽了，在成为荔枝使前，他的“长安梦”就仅仅衰退为能“在长安有个家”，而接下来四个月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经历，使他的认知在原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不只是他自己这辈子没希望“融入”长安了，而是整个大唐、这个帝国都没希望了。

安史之乱爆发的消息，恰恰印证了李善德“国家无望”的想法是对的。

所以这消息带给李善德的，应是种“果然如此”、万事成空的虚无感，而不是家园尽毁的悲伤感——李善德一年前就看透了这个世界，所以才奋起反抗，哪怕为此失去长安人的身份；可如今，连他奋起反抗的这个世界的始作俑者：圣人都没了。

那他曾经的反抗还有何意义？

连对长安的主动放弃都失了意义，人又怎会为了长安陷落悲伤到难以自抑？

所以大鹏最后的情绪不仅过度，甚至是不对的。

关于这点的详细讨论，请参看上篇文章《长安的荔枝》的书评：李善德的人生曲线：从小镇做题家到虚无主义者

每次看完大鹏导演的新电影，总是惊讶于他的进步之大。

电影《长安的荔枝》是他的新高度，表达商业，符合当代审美。

马伯庸的原著严谨考究、行云流水、余味悠长。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小说也就七万字，篇幅适中，改编成两小时的电影是最合适的体量。

骨架既有，填充肌肉和经络还是颇考功夫。

创作者遵循小说架构去设计剧本，节奏打点精准，喜剧主要集中在前面，以轻快的笔调写沉重的主题，表面喜乐实则悲凉。

开篇即以“荔枝使”来布局，点出这场“荔枝鲜”背后的权力游戏。

随后，快速勾勒出人物形象——上林署九品监事李善德，从意气风发少年郎初入城起笔，继而铺陈长安百态和人到中年的官场浮沉，各阶段像极了职场中的我们——早高峰、喊口号、背锅、加班、被抢功，耗费半生才换来一间陋室，还得面临房贷重压。

马上就引出接下来的核心事件——掉入同僚设下的陷阱，接下了“荔枝使”这个烫手山芋，这任务也像极了职场中被强加的不切实际的绩效指标。

刘署令对李善德的威逼利诱，找替死鬼、许诺升职都是典型的职场PUA和画饼行为。

唯有家庭生活是职场外的温馨港湾，妻女的陪伴使仕途少了一点寒苦，多了一点红袖添香的浪漫温情。

听说岭南荔枝最为美味，圣人为博贵妃一笑，要派人将鲜荔枝从五千里之遥的岭南运到长安。

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这个任务天然具备强烈戏剧性。

看似升迁美差，实则生死茫茫。

李善德的个人命运、家庭未来与任务成败直接绑定。

而破解之道，唯有依靠算学和实验不断试错，将原本的不可能一步步变成可能。

故事分阶段呈现了他所遭遇的种种挑战，这种任务驱动型叙事，让角色始终处于高压状态，观众仿佛跟他并肩同行。

小说中的许多细节有了可视化的还原，特别是双层瓮、移栽法、格眼簿子、转运舆图等，又辅以台词的解释将枯燥的数据转化为直观的视觉，保留了逻辑的严谨性。

因为李善德精于算学，数字贯穿全片，倒计时数字营造出争分夺秒的紧迫感和速度感。

李善德的理科生思维，助他一步步破解难题，展现了逻辑思维的力量。

从算房贷的数字到荔枝腐变时间，再到转运路径，还有与杨国忠对峙那场戏，是数学的纯粹理性与权力的激烈对撞。

数字不仅是情节要素，更成为衡量人性代价的标尺。

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流血牺牲，路程、时间、成本，都在提醒人们关注宏大叙事下的个体苦难。

另一个重点是官僚体系的运作，李善德返回长安调配资源，却在官场中遭遇了连续的“踢皮球”（门前广场还真有几位官人在踢球），简直就是“官场现形记”的生动写照。

职场老登们各个推诿，活脱脱与打工人推进项目时的遭遇如出一辙，流程繁琐、部门推诿、避重就轻，好一句"和光同尘，好处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的职场潜规则。

与杜少陵一番牢狱深谈后，李善德终于开悟了，他将转运计划全然献给杨国忠。

后者对于“流程”的论断是这么说的：“流程那种东西，是强者不必遵循的规矩。

”，这里是对小说原文“流程那种东西，是弱者才要遵循的规矩。

”的改写，虽然只是换了角度，但从杨国忠嘴里说出来更有威慑力，实为权力本质的深刻总结，揭示了弱者被规则束缚的现实。

李善德之前被流程卡死，现在又借助特权跳过流程，他拿着这块无人敢挡的牌子，被一路开绿灯，他亦有获利：房贷已清偿，同僚对他马首是瞻，那一幕颇有几分胡建林“裁员广进”的意味。

唯唯诺诺的李善德在几个关键时刻没能挺身而出——人微言轻和默许砍林，这是体制对个体价值观的异化。

当他目睹驿站内人去楼空的破败景象时，那句“即便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再次回荡耳畔，他开始觉醒了，这才有了之后对异化的反抗。

李善德、驿卒、荔枝农和林邑奴，都是体制内谨小慎微的螺丝钉，都是上层实现目标的工具，他们的奉献与牺牲被系统性地忽视，这就是牛马被资本或体制“工具化”的写照。

算学能算转运之法，也算清了杨国忠这潭浑水里的利益链条。

杨国忠所说的荔枝转运费的布资方法竟是通过强征劳役、克扣驿银来抵免税赋，它将国家的财政负担转嫁给了最无力承担的农民阶层。

李善德的斗胆对峙揭开了这盛世画皮下隐藏着的残酷现实，或许地下的腐败早就盘根错节。

那些小官踢皮球还要遮遮掩掩，右相却能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中饱私囊。

李善德为百姓发声，是他人格觉醒后的呐喊。

故事讲到这儿，早已超越了荔枝转运的故事，而指向了一个纷乱无道的社会中，众生的面相和处境。

电影美术给杨国忠所处环境的描绘很有想象力，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佛堂里抄经拜佛，佛堂中布满一圈圈佛像和供物，甚至有个他用佛眼窥伺的镜头，这种设定与他的所作所为形成天然反讽。

在古代，寺庙就是皇家的政府机构，杨国忠的几次出现都是在佛堂之中，这个角色的可怕之处，在于将宗教的力量包装成统治的权力，整个寺庙都在他的独裁之下。

他自己可能也并非真正信仰，而是修阴功来消除业障。

在冷冰冰的任务面前，人物之间的情谊尤显温暖。

杜少陵的理想主义（“何不向前拼死一搏”），与李善德务实的态度（“我今天回去就跟娘子和离”）形成对照，两人的互动反映了理想与现实是相互的。

苏谅与李善德的友情是跟利益捆绑的，却因为一句“人微言轻”，坏了友情跟利益，但在李善德一夜白头的无助时刻，友谊还是超越了利益，毕竟是“同袍”过的兄弟，能够逆水行舟，令人动容。

说句题外话，苏谅买马时之所以能与马共情，是因为那匹马是上届神驹的弟弟，也是一匹被哥哥压制的马。

李善德后来的戏言：“我也有一个压制我的哥哥”，正是他看穿了苏谅的心事，用一句轻巧的调侃道出了彼此间深藏的共鸣。

李善德和林邑奴的关系跨越阶级，体现出了人性的光辉。

让林邑奴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隶，找回了作为人的尊严。

林邑奴对“去长安”的执念，代表了一种信念。

他在最后时刻牺牲护主报一酒之恩，仍吐出这三个字，着实悲壮，也提醒着李善德不要倒在失败的地方。

阿僮和李善德只想交朋友，不讲谈生意，两人都把“家”看得最重要。

荔枝林的砍伐，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破坏，更是族群精神根脉的斩断。

阿僮对家园的守护如同李善德对家的坚持，家始终是支撑一个人持续前行的力量源泉。

家也是李善德荔枝路上难以割舍的牵挂，他以木棉花象征对家的思念，格眼簿子的终点也插着它。

所以他全力以赴，不仅是为了完成任务，更是为了能够回家。

大鹏导演在制作特辑里说过：“如果说送荔枝是他不得不做的一件大事，那么带木棉花是他真正想做的那件小事，小事比大事在他心目中还重要。

”那夜的一骑红尘，他与妻女短暂相遇，竟无暇驻足，此时布袋撕裂（前面有交代这布袋是在悬崖边被砍了一刀），火红的花瓣拖尾飘散，好似烈焰照亮整条街。

此刻无须言语，就能触达心灵，成为全片最富诗意的浪漫瞬间。

故事没有停留在“成功送达”的虚假欢呼上，而是揭示了“面子工程”背后所付出的巨大且不合理的代价，社会资源被大量动用，而实际成本却由社会底层承担。

小说中李善德与杨国忠的对峙有了最直观的呈现，李善德依旧运用算学戳破杨国忠，质问他“取之于民，用之于上”，唯唯诺诺的李善德在这里完成了自我人格的重塑，这是弱者对强者这种扭曲成功学的彻底否定。

结尾多个处理都留有余韵，没有去拍贵妃诞辰庆典的奢华，圣人与贵妃都是虚化处理的，镜头只聚焦于装盘的几颗荔枝。

在众多果盘中，它并不起眼，甚至有种受到冷落的虚无感。

这样的对比，具有高度概括性。

贵妃也只拍到她的唇，这一笑，或许是馋嘴之笑，又或是受宠幸的笑。

本片最震撼之处，就是说“一骑红尘妃子笑”这个典故，是古人编织成的红颜祸水的谎言。

杨国忠说岭南的荔枝也就那么回事，不知道是谁在圣人面前提了一句，说岭南的荔枝比蜀地的好吃。

并不是贵妃想吃，而是有人给贵妃下了这样的断语。

在古代，“红颜祸水”总是最大的政治正确，这是男权社会最隐秘的暴力之一，电影抨击了这种思想。

那只伸向盘中荔枝却又收回去的手，绝非无心插柳，恰恰让贵妃自证了清白，为历史赋予了温度。

李善德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也让人看到了由死向生的希望。

险些被杨国忠一杖打死的他，被圣人赐予的绿李换回性命。

圣人为什么送绿李？

因为李子和圣人（唐玄宗李隆基）同姓，李善德又因为一些水果而活了下来，好像是用水果（荔枝命）换了一些水果（绿李命）。

最后苏源说的人在长安的“大傻子老李”，当然是说李善德。

但作为观众的我，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同姓的圣人，毕竟那位老李最后带着贵妃跑路了。

李善德在长安的最后时刻已经看到了大唐衰微，发配岭南之后，长安进一步崩坏。

“安史之乱”的消息传来，故事完成终极反讽。

李善德拼命维护的长安盛世轰然倒塌，而他在当初被砍的岭南荔枝林中载下新苗，泥土的芬芳覆盖了长安的血腥，看似流放的他实则获得了内心平静。

狂吞荔枝，是他对长安执念的祛魅。

过去只在画中见过，护送路上珍视如宝的荔枝，如今可以自由地为己所尝。

他终于摆脱了体制的异化，回归了生活本质，找回了人的本真，对权力中心彻底决绝背弃。

这呼应了现代人对“初心”、“内卷”及“生活意义”的思考，这个角色完成了精神上的涅槃。

包括结尾处再度插入了开头那段意气风发少年郎的开场白：“我叫李善德，乃弘农郡人，自幼便立志到长安为民做官……”，同样一段戏，出来的味道已截然不同。

最后再度出现了电影片名，也与开头的片名做出区分：前面的片名“长安”二字金光闪耀，后面的片名“长安”二字是血色蔓延开来，开场白和片名都采用了首尾对仗的做法，配合着结局的落点，心境早已不复当年。

大鹏导演这次在叙事方面有了十足长进，他的电影观念也在大大进步。

片中的光影效果，是基于影片故事情绪及摄影美学来创作的。

空间和地域感也很出众，既有长安宫阙的宏伟肃穆和压抑苍凉，也有岭南荔园的繁茂葱郁和生命张力，各阶层的角色贯穿起这两极。

对唐代官制的考究，上林署、司农寺、经略府等、还有长安各坊、岭南风土的异域风情，共同营造出真实的历史氛围。

《黑悟空》作曲翟锦彦的配乐也很突出，特别是骑手与林邑奴并驰时出现的曲子，有种空灵、飘渺的意境，是气氛主导的氛围乐；陈楚生演唱的片尾曲《庙堂之外》余音绕梁，彭飞的曲和唐恬的词珠联璧合，尤其是这首词，将古风和白话结合得自然，如誓言般，像是对自己的承诺，也像是在宣告一种态度，有种“士大夫精神”。

段落间长短句交错，有朗诵感，又富音乐性，从日常叙事到胸怀天下，节奏由缓入急，再归于平淡，很有戏剧张力。

《长安的荔枝》最大价值在于，它超越了历史故事的范畴，击中了现代人在职场中的种种境遇。

让我们明白，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体制内的个体挣扎始终具有相似性。

而人性的光亮，永不熄灭。

“长安的荔枝”是个偏正词组，遵循常规的语法结构，它的主体成分是荔枝，长安只是作为修饰的前缀。

但看过这故事的人都知道，荔枝，其实原本与长安无关。

试图改写这份无关的、试图在无关里强行建立相关性的，不是荔枝，而是长安。

与其说是荔枝受宠若惊地趋向和靠拢了长安，不如说，是长安偶然看见和想到了荔枝，是长安蛮横地占有和收编了荔枝，是长安不可遏制地要把荔枝纳入自己野心四溢的餐盘，是长安妄图用违背天然的方式、持久地保留荔枝的天然。

那么好，真正的主角浮现，真正的主角不是荔枝，而是长安。

主动权一直不在荔枝这里，主动权一直在长安那里。

控制权一直不在荔枝这里，控制权一直在长安那里。

长安试着用荔枝来证明自己的盛大和不朽，但最终，电影拍的是荔枝所烛照与透视出的长安，是被小小荔枝所戳破的、所揭穿的长安。

荔枝像一个钻孔与一把尖刀，足以破开与窥探出所有关于长安的昏聩、傲慢、虚伪、狰狞和凶残。

但操作钻孔和尖刀的依旧是长安，是长安亲手启动了对自己的戳破和揭穿。

它带着一些很商业化的基因、一些肉眼可见的卖座元素，比如屌丝逆袭，比如废柴联盟，比如异域风情，比如闯关打怪，比如倒计时的紧张和无中生有的破局，比如政治斗争的棋局上小人物的缝隙求生，比如前倨后恭，比如快意恩仇，比如最后一分钟营救，比如深藏功与名的远走。

但这样的电影，最怕最忌讳的就是自我庸俗化，就是主动上赶着拍成了“机智勇敢、百折不挠、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抱定信念和时间赛跑、把不可能变成奇迹与荣耀”的励志剧，拍成了“今天我充当替死鬼孤身远走，明日我总揽大权王者归来”的复仇爽文，拍成了算学小吏到荔枝大使的盛唐版杜拉拉升迁记。

甚至，拍出大鹏最擅长的职场黑色幽默，拍出甩锅、顶缸、踢皮球、层层加码、“上边动动嘴、下边跑断腿”的当代社畜魔幻体验大全，也是不够的。

这个电影必须拍出的，是这一切背后的荒谬、绝望和虚无，是只求片瓦安身的良民如何被卷入了九死一生的腥膻，是官僚系统的乖张、冷血和愚蠢，是帝国的内耗和自欺，是一个灵魂怎样被体制所异化、扭曲和蚕食蜕变，是无限扩张毫无约束可言的权力肌体、怎样玩火自毙。

千顷良田、万里烽烟、百条人命、十方征敛，最后只是桌角一枚捻起又放下的谈资。

“我尝了一颗，也就那么个味儿”。

别忘了，最开始，也不过是偶然有个谁，向圣人说起了岭南的荔枝。

圣人其实没有当回事，圣人肯定没有当回事。

那些曾让无数人万劫不复的事，最初，都没有被当回事。

第一次来到岭南时，毫无疑问，李善德天真地以为，自己代表的是长安。

虽然他那时候很矬、很穷、很low、很弱，但他的心理结构是与长安同构的。

他来寻找、购买和运送荔枝的理由动机，也是希望能够在长安真正地证明自己，希望能让长安真正地接纳和收留自己。

不仅是他，那一刻岭南的大多数人，都抱有对长安的向往、至少是敬畏，苏谅在投资一个为朝廷效劳的机会，林邑奴想要去传说中人人平等的京城再喝一杯自由的酒浆，哪怕是热力四射无拘无束的蛮族少女阿僮，也天真地以为，荔枝园一旦变成皇庄，就能具备一个永恒生效的护身符。

第二次来到岭南时，毫无疑问，李善德已经理直气壮地，被赋予了代表长安的资格。

所有曾经能囚禁和摧毁他一生的东西，所有他曾经敬畏和奉行一生的东西，现今都会被他腰间那枚令牌击作粉碎。

但他目睹了这枚令牌的潘多拉魔盒效应，他目睹了令牌下的民不聊生与家破人亡，不对，他挂着令牌亲自开启了民不聊生，亲身参与了家破人亡，谁的家破人亡？

天下人的家破人亡，也是那些帮助过他的岭南人、那些曾经向往和敬畏过长安的岭南人的家破人亡。

当他发现，被长安所承认和加冕、被允诺成为长安代言符号的他，并不真正地快乐与满足，他的内心，已经从长安，位移向了荔枝。

这是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我们总以为自己来自长安、奔向长安、服从和效忠长安、最终能够回到长安、并被封赏于长安，但其实，我们都只是荔枝。

你的格眼账本里装不下长安的计划，在那更大的格眼账本里，你自己也只是一条要被删除的烂账。

长安是圣人和贵妃的，长安是杨国忠和鱼内侍的，长安是刘署令和招福寺典座的，长安甚至是远居岭南的肥胖节帅的。

长安唯独不是我们的。

长安有时会偶然想起我们、用我们去装点自己，但更多时候，长安只是在践踏我们，砍伐我们，丢弃我们，嫌弃我们。

所以那一路上的夺命狂奔、赴汤蹈火、浴血相搏，与其说是李善德要把荔枝运向长安，倒不如说，他是在长安设置的关卡和长安安排的杀戮跟前，保护着他的荔枝、保护着和他一样微渺却拥有新鲜生命的荔枝。

所以你固然可以抒情说，比长安更不朽的，注定是荔枝，因为李善德远遁归隐种植荔枝的日子里，长安正在无可救药地走向安史之乱的灾殃，李善德手植的荔枝成熟的那刻，也是长安沦陷的消息传来当日。

荔枝似乎赢下了时间、赢下了历史的审判。

但这终归是创作者的自我安慰与自我打赏，因为长安沦陷后，还会有新的长安。

而荔枝再次成熟后，除了等待来自新的长安的新的征召令，再没有其它命运。

我们都爱荔枝，我们都爱那些远离长安的荔枝，但只要长安想起了荔枝，荔枝就始终只能是长安的荔枝。

一骑妃子笑，万古无人知。

作者信息：微信公众号：邵邵的私人书斋新浪微博：@聆雨子豆瓣&知乎ID：聆雨子喜马拉雅播客：“聆雨子的电影聊天室”小红书：“聆雨子的且行且读”

全片印象最深的，是贵妃生辰宴上还未碰触荔枝便收回的纤纤玉手。

这只收回去的手，算是为杨贵妃这个老背锅侠正名了。

当李善德带着仅存的那一瓮荔枝飞骑入长安，重现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千古名句。

当那些红彤彤的果子被小心翼翼地清洗，放在冒着丝丝缕缕白气的冰块上，垒成了一座小山，在无数宫人好奇、欣羡的眼光中穿过人山人海，被呈放到案上时，观众会愕然发现：它不过是贵妃面前无数珍奇水果中的一种。

甚至毫不起眼。

所以，贵妃看到它时并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本来要伸出手拿一颗浅尝，也因为被安禄山之子献舞的热闹给吸引过去而收回了手。

这个镜头讽刺效果直接拉满。

贵妃爱不爱吃荔枝不重要，贵妃吃没吃一颗荔枝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借着「送荔枝鲜给贵妃贺寿」这一由头，有太多人可以从中得利了。

杨国忠为什么给李善德自己的腰牌去促成这件事？

不是爱妹情深也不是为了和鱼朝恩争宠（这个只是捎带），最重要的是，他可以从中大赚一笔。

可能很多人没听懂李善德最后跟杨国忠算的那笔账，我把原著贴上来：

简单来说，就是以运荔枝这个名目，从百姓身上榨取了五万多贯钱，其中三万多贯用来运输荔枝，还结余了两万多贯。

这「赚到」的两万多贯，是入了杨国忠的腰包，还是唐明皇的私库，那就是蝼蚁们所不可知的了。

而最终，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之时，出来为此背锅的，却是那祸国妖妃，红颜祸水。

仿佛只要她不吃荔枝，这盛唐便可持续万年。

李善德只是一个小小的荔枝使，便从转运荔枝这一个项目里为「上头」找到由头赚了两万多贯钱，那么寿宴上那一桌子的水果，又是多少「XX使」花了多少钱送来的，又从中榨取了多少民脂民膏？

简直不敢细想。

这也是为什么杨国忠轻飘飘地说了句：「要说那荔枝的味道，就那么回事吧」之后，却话锋一转说要将鲜荔枝办为每年的常例。

因为贵妃爱不爱吃荔枝是整件事里最微不足道的，他们只不过是「需要」找个借口为贵妃送荔枝罢了。

不巧立名目，他们又怎么捞钱呢？

就像到了清朝，宣统四年，也就是民国元年，宫里一年的伙食费是白银16万1432两8钱2分，要知道当时溥仪已经退位，宫里只有太后和几个太妃，东北和华北的多处皇庄里每年还要上交大量粮食和野味，但也靡费至此。

这不是因为溥仪是个大胃王，一天要吃八顿满汉全席，而是内务府的采买从中可以操作的空间太多了。

据档案记载，同治十三年，宫廷所用的大葱报价240文每斤、菠菜300文每斤，而嘉庆元年的一份内务府档案记载，当时的葱每斤7文、菠菜每斤12文。

内务府报价注水是常事，即便如此，80年间报价竟然涨了几十倍，也实在太惊人了。

再对照清末民间物价的调查来看，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这是北京物流最不发达，物价最高的时候，但1斤羊肉的价格仍然不足宫廷大葱的一半，是菠菜的三分之一，可见内务府及相关太监的回扣拿了有多少，当然这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据杨原《如果故宫会说话》）更别提著名的道光帝吃不起鸡蛋的故事了，毕竟内务府给他的报价是十两银子一枚。

《长安的荔枝》还戳穿了延续千百年的另一重谎言：上头是好的，只不过是下头执行坏了；上头是好的，只不过他老婆老吹枕头风；上头是好的，只不过总有奸佞小人蒙蔽他的双眼……总之，千错万错，都是下面人和身边人的错，「上头」不可能错。

要不说《长安的荔枝》要不是套个安史之乱的皮，恐怕都过不了审呢，这借古讽今的辛辣程度，真的是……说句难听的，老百姓最怕天灾人祸，但有的人巴不得年年黄河肆虐百姓流离失所，因为赈灾的钱粮又是一块大肥肉，得打破脑袋去抢嘞！

远的不说，就说那三年……

李善德去岭南运荔枝的这一路，见微知著，瞥见的是这个煌煌盛世之下制度性的崩坏。

当杨国忠说出「规则是留给不够强大的人的」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们从上到下都烂透了。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手中最小的权力最大限度地难为他人，为自己谋取利益。

你说，这样的局面是一个手中无权的贵妃造成的？

贵妃可真背不了这么大的锅。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前几天去电影院看了电影《长安的荔枝》，一个几十岁的男人，在偌大的电影院里，差点哭成了梨花带雨。

看到耗尽心力、白发苍苍的李善德在空荡荡的长安宫城内独自奔袭，背后挡一刀的包袱缝中一路飘出的红色木棉花如他走过的血路一条，说不出是同情还是怜悯，抑或是其他更复杂的情绪，只是眼泪却不争气地夺眶而出。

如果说去年的《年会不能停》是用戏谑和嘲笑来表达对现代职场的莫大讽刺，那么今年的《长安的荔枝》则是用鲜血和生命来书写混沌环境的一纸控书。

大鹏导演在现实主题的电影中极大升华，诚然，这离不开马伯庸的精彩小说。

无论是《年会不能停》还是《长安的荔枝》，大鹏关注的都是小人物的故事。

为什么小人物容易引起共鸣？

因为这便是芸芸众生中的你我的遭遇。

你我年少时都曾意气风发，憧憬着闯出一番天地，梦想着改变世界；你我努力工作、耗费半生，终在这城市间可有地立足；你我本都是堂堂正正、正直勇敢，却在社会的摸爬滚打中活出了不同的模样。

有人活成了高高在上的杨国忠，有人变成了不阴不阳的鱼朝恩，有人是欺上瞒下的刘署令，有人是置身于外的杜少陵，但更有人是兢兢业业的李善德。

这个曾经的城门少年郎，为人正直、一生坦荡，他不作恶、不为祸、不欺人、不媚上，在工作上勤恳务实，工有所偿，学有所用，生活虽不富裕却也小康安居。

可即是这样的一个人，却因为被摊派设计的不可能的任务，改变了一生。

无意义的任务，因为媚上而无人敢于反驳；设计陷害，无能上级为求自保借机排除异己；尸位素餐，相关部门最擅长的就是动动嘴皮将皮球从手上踢出去；成果收割，论功行赏时无关之人个个奋力表现；暗渡陈仓，掌握权力方趁机大肆敛财。

只有李善德，他一心成事，在这个不公平的泥沼潭中苦苦挣扎。

他虽只是个平凡的小人物，也曾在朋友的提点下向权势低头，在杨国忠所谓“强者无需遵循任何流程”的授权下尝到了掌握强权的滋味。

但看到大片大片种植多年的荔枝树被砍伐，看到无辜的平民被迫逃亡流离失所，他终究无法违心去成为染黑清白的那个织网人。

这也许是所谓大人物和小人物的区别，在这场考验人性的修罗场中，李善德终不愿同流合污，终选择跟从内心，更敢于执仗言辞揭露黑暗之不公、斥责魑魅与魍魉，这是他问心无愧的勇敢，是他正直内心的倔强。

可悲的是，这耗尽数月之久的任务，砍尽了岭南的所有荔枝树、榨干了沿途平民每一滴血汗、奉献了百里奔赴却丧命于权斗刀下的无辜送货郎、倾尽了举国上下官民全力终能保得能及时送达的仅存的一瓮荔枝，在一桌琳琅满目的果香菜品中，黯然失色。

这一场浩劫所获的，只是一道无人问津的盘中水果。

控诉多于讽刺！

而我们日常大费周章所做之事中，又有多少正如这一盘荔枝一般，无意也无义？

高官厚禄、荣华富贵，那些尔虞我诈的算计、冠冕堂皇的虚妄堆出的庙宇高堂，终不如岭南山下种一株果树收一颗荔枝更踏实自在。

身在官场的李善德身不由己，被押上妻女性命的处境下只能背水一战。

所幸的是，你我都还有选择……